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，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从“有没有”逐步转向“好不好”，期盼有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力度最大、发展速度最快、覆盖范围最广的时期，也是集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、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最多的时期。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从广覆盖到全覆盖转变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。
老龄化已不同程度地在全球不同地区显现出来，或即将显现；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驱动也正在全球展开。人口老龄化直接增加养老金和医疗金的支出压力，同时，工作人口减少，人口红利消失，使总缴费收入面临减少的境地。另外，老龄化的劳动力在技能知识更新上的弱势，又非常不利于生产力发展，这些都增加了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，从而削弱整体缴费能力，不利于公共资金的筹集。对大多依靠公共养老保障的国家来说，社会保障将面临资金不足的挑战。尤其对于施行现收现付制的国家，问题更加严重。平台经济模糊了传统行业界线和职业标准，并催生新型职业，这要求社保体系要适应变化建立新标准，这种转变过程会影响社保收支变化。平台工作者通常被界定为自由工作者，在社会保障系统中，与传统从业者相比，没有承担雇主和利润的税收责任，在社保支出方面的不公平导致市场竞争不公平。同时，平台经济不断占据重要位置，自由职业者的定位限制了社会保障系统在覆盖面和水平上的发展，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化和缴费受到挑战的情况下，社保收入会遭受损失。
数字经济带来了社会保障体系政策上的挑战。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在尝试实行一些改革。这些措施既是为了深度优化社会保障内部体系，同时，也是“开源”，可以缓解社会保障收支矛盾。提高社保缴费率是增加社保收入最简单直接的手段。即使一些社保制度已很完善的国家也采取了扩大税基的政策，如爱尔兰将缴费基础从劳动所得扩展到非劳动所得，比如投资收入和租金。